《足球》报：第一次打世界杯的中国队员在首场比赛中明显表现出紧张、怯场的情绪。第一次执法世界杯，你紧张吗？
陆俊：对于世界杯，中国足球是第一次，中国的裁判员也是第一次。以前虽然也参加过奥运会、世青赛和联合会杯等重大比赛的执法，但这些比赛还是无法和世界杯相比；我观看过世界杯赛场上裁判员的执法，但看和参与毕竟还是有差别的。第一次，对任何人都是一
个考验，说老实话，第一场执法我有些紧张，这种紧张倒不是对自己能力的担心，而是对世界杯执法的度掌握到什么程度心中不是太有底，比如：运动员在场上都会自然不自然地大喊大叫，这其实是运动员排泄紧张情绪的一种方式，对这种叫喊，什么情况下该给予警告，什么情况下不予理会，执法前心中不是太有底；再比如，运动员在场上的拉拉扯扯是免不了的，尤其是罚定位球时球员在禁区内经常会有这样的动作，其实有些拉扯是球员无意识情况下作出来的，对于这些动作，什么程度可以判犯规，什么程度可以不管，心里也不是太有底。毕竟世界杯的要求与甲A的要求可能是不同的。但经过十多分钟的适应后，紧张情绪慢慢消失了。
《足球》报：世界杯赛上你共执法了两场比赛，对这两场执法的表现你自己如何评价？
陆俊：我感觉第一场除了一开始有些紧张情绪外，基本反映出了自己水平。事实上，第一场比赛除了那个红牌和点球外，整场比赛比较平淡，双方犯规动作很少，没有一张黄牌；第二场比赛我发挥得要好一些，体力分配也好于第一场，我对自己第二场的表现更满意。从赛后裁判监督给我的评分来看，我得了一个相当高的分，这说明大家对这场比赛的执法是认可的。我感到自己在第二场比赛中对双方球员在场上的佯装、小动作犯规、点球判罚以及故意拖延时间的判罚处理得不错。
《足球》报：第一次上场执法，就吹了日本赛区的第一个点球，出示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这比较符合你的性格。我知道，在国内场上执法时你特别“牛”，无论什么大牌球员或者大牌教练，只要犯规你都毫不留情，但这毕竟是世界杯，判点球和掏红牌时你没有感到压力？
陆俊：其实，作为裁判员在那一刹那很少有什么想法，如果想得太多，那只会束缚自己的判罚。当时脑中的条件反射就是执行规则，球员的犯规触犯了那一条，就该给什么处罚。在场上，我从来就是“六亲不认”的，因为不是我要处罚他，而是规则要罚他。
《足球》报：对于那个点球，大家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包括克罗地亚教练在内都认为出示红牌过于严厉了，因为那个犯规没有伤害到人，点球加红牌的处罚似乎太严厉了。
陆俊：我也注意到，对于红牌包括媒体都有很多议论，实际上这是对规则了解不透的缘故。裁判法规定，如果是对有得分机会的犯规，都可以出示红牌，红牌并不取决于犯规的严重程度，是不是伤及到人，而是取决于是否破坏了对方的得分机会。
《足球》报：不管怎么说，沾上了“第一”，你可能会在本届世界杯上留下一笔。
陆俊：是不是第一张红牌我当时真的没有去想，只是舆论后来一炒我才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想起来，这张红牌真的很残酷，对于一个准备了四年的球队来说，它太沉重了。因为被判了一个点球，又面临着少打一人局面，几乎肯定要输掉这场比赛。几年前的世青赛，我曾经执法过3场克罗地亚青年队的比赛，对这支队伍一些球员我挺喜欢的，但没有办法。规则就是规则，如果我不掏红牌，可能就不会有我第二场执法美国与波兰之战的机会了。现在想起来，我还为克罗地亚队可惜。
《足球》报：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你被安排担任美国与波兰之战主裁判，这种安排引起了很多议论，因为当时韩国队还没出线，而一旦美国队输球，韩国队即使输了也肯定能进入十六强。裁委会作出这种安排时有没有向你暗示什么？
陆俊：这只是局外人的凭空想象，国际足联怎么可能授意裁判员应该如何吹呢？国际足联选派裁判员执法，更多的是考虑完成任务，并不过多地考虑是哪个洲的裁判员。实际上，在我执法这场比赛之前，意大利的科利纳就被安排执法了英格兰和阿根廷之战，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场比赛的瞩目程度都要远高于美国波兰之战。如果要说遵循同洲回避原则，科利纳就更不应该执法这场欧洲南美之争，而且这场比赛科利纳还判给了英格兰一个点球，对于这个判罚裁判界是有争议的，欧文似乎有假摔嫌疑，但奇怪的是并没有引起什么议论。
《足球》报：对比世界杯与甲A的执法，你感觉哪一个难度更大一些？
陆俊：说起来你可能不会相信，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感觉世界杯的执法比甲A还要容易一些。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在欧洲开车比较容易，因为欧洲的路况比较简单；而在中国开车，即使速度不快，但由于路况复杂，一会儿蹿出个行人，一会儿又冲出个自行车，反而开车比较难。赛场上也是这个道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运动员大多经过高水平足球赛的磨练，对规则理解较深较透，比赛中不必要的犯规现象很少，哨声也少。比方我执法的第一场克罗地亚对墨西哥队的比赛，全场除了那个点球和红牌外，没有一张黄牌，我吹停的次数也较少。而在国内赛场上，犯规很多，一会是对判罚不满，一会是趁裁判不注意搞点小动作，有些很明显就是不必要的犯规。举个例子，世界杯一场比赛可能有50次可以判罚的小动作，裁判员只要从中挑出30次来判罚；而在国内，一场比赛可能会有100次这样的小动作，你必须从中挑出六、七十次来吹。执法世界杯没有这么累，你吹完哨往那一站就没事了，而甲A就不同，或者有球员上来跟你理论，或者趁你不注意，球员之间搞起小动作来了。
《足球》报：在国内执法，由于裁判员相互都比较熟悉，而在世界杯上，主裁判与助理裁判大都是第一次配合，在配合上有什么问题吗？
陆俊：默契程度自然不如国内，相互之间的习惯不了解，语言交流也存在障碍，但好在大家都是做裁判工作的，倒没有造成太多的问题。这次执法也出现了一次配合失误的情况，比如我赛前跟助理裁判讲好了，如果越位就按旗上的电子通讯设备提醒我，但助理裁判有一次发现对方越位之后光举旗而忘了按，好在我有看旗的习惯，在耽误了一点时间之后还是鸣哨了，没有造成后果。
《足球》报：甲A的球员你都很熟悉，对他们的习性你较了解，但世界杯赛上很多球员都是第一次接触，他们犯规的特点你未必了解，执法前是否感到压力？
陆俊：上场前我还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方第一场墨西哥对克罗地亚的比赛，我就专门向美国裁判员打听了一些墨西哥球员特点，这位美国裁判员告诉我墨西哥球员小动作特点和习惯，告诫我特别注意该队几名球员隐秘的小动作，比赛中我特别注意对这几名球员的观察和判罚，在执法中反而较为轻松。
《足球》报：世界杯是球员较量的场所，同时也是各大洲水平顶尖的裁判员竞技的擂台。通过这次比试，感觉各大洲裁判员水平如何？
陆俊：不同的洲足球风格不同，造就了不同洲的裁判员不同的特点，南美球队风格是短传多、球员小动作多，因此，南美的裁判员习惯于跑动多，一般离球比较近；欧洲球队相对来说长传要多一些，球的转换节奏较快，裁判员在这种环境中相对来说跑动距离比较少；亚洲裁判员比较着重跑位，在风格上更接近于南美裁判员。从这次世界杯各种风格的判罚错误率来看，欧洲裁判员错判率居于首位，亚洲裁判员执法风格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足球》报：在一般人印象中，欧洲裁判水平如同他们国家的足球水平一样，是比较高的。
陆俊：水平到底怎样，不是凭印象，国际足联有专门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在小组赛中，有6场比赛出现点球错判漏判现象，其中有5场出在欧洲裁判身上，像南非对巴拉圭、塞内加尔对乌拉圭、意大利对克罗地亚、日本对俄罗斯等场次均是欧洲裁判员执法的，但这些场次不是球员佯装骗得点球，就是球员在禁区内拉人犯规漏判点球。欧洲共有14名主裁判，但小组赛中就有5人次出现得失分的误判，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还未算科利纳在阿根廷与英格兰一役中判罚的一个点球，这个点球也很有争议，一些裁判认为欧文有假摔嫌疑，但科利纳给了英格兰一个点球机会。为什么欧洲裁判员会出现这么多的失误，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欧洲裁判员跑动范围不够所致。
《足球》报：从裁判员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国队的表现怎样？
陆俊：虽然以前中国球员也看了不少世界杯比赛，但亲身参与还是第一次，对世界杯这种比赛规则熟悉程度不够，感觉中国队员在规则面前缩手缩脚。举个例子，在国内我们走路很轻松，哪里该走哪里不能走都很熟悉，但一到国外后底气就不足了。总体感觉是中国队员遵守规则不错，但不会利用规则。规则是限制球员在场上的非正常行为的，但规则的把握有个度，规则利用好了，在场上踢起球来要轻松很多。过去中国队遵守纪律不够好，这次可能是一再强调要服从裁判，球员们显得过于斯文。我不是鼓励球员违反规则，而是要最大限度利用规则，必要的技术犯规还是需要的。
《足球》报：我注意到，亚洲区留下来的三名裁判员全部来自于西亚区的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除了阿联酋的主裁判阿里表现不错外，其余人并没有突出的表现，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陆俊：我无法去猜测国际足联裁委会官员们的安排，但通过参加这次世界杯的执法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国足球要想强大，要想不受欺负，必须在国际足联、亚足联的各个委员会中有自己的人参加，必须有更多的像张吉龙、张健强等足协官员在亚足联相应的机构中有发言权的人。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身兼亚足联竞赛委员主席一职的亚足联副主席张吉龙的努力，中国队的十强赛分组不可能有那么顺利；同样，中国裁判员水平其实早就走出了亚洲，但如果不是在亚足联裁委会中任职的张健强的努力，我恐怕也未必能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我说这些话不是消极地把中国足球的命运寄托在国际足联、亚足联的身上，但如果我们在这些机构有发言权，至少对中国足球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从中能获得益处。对这个问题我无法说得太多，但这是我参加本次世界杯执法感受最深的东西。(雷青峰)
(注：国际足联裁委会由12人组成，其中欧洲和南美人占据统治地位，主席是土耳其人，副主席是巴西人，亚洲只有叙利亚的布佐将军一名委员)